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,德國簽署「凡爾賽條約」,承認戰敗;而「凡爾賽條約」對德國實行嚴厲的經濟與軍事制裁,包括在疆界上失去13%的國土、在軍事上被解除武裝(如陸軍被控制在10萬人以下),且須負起賠款與戰爭的責任;「凡爾賽條約」只考慮戰勝國的利益分配,而枉顧戰敗國自身的利益,再加上條約的空前苛刻與掠奪本質,引發了德國普通民眾強烈的民族復仇主義情緒。

  魏瑪共和國在1929年的金融危機中遭到重創,當時馬克兌美元從45馬克兌1美元,大幅貶值到1兆馬克兌1美元,此為右翼勢力興起提供了良機,由阿道夫希特勒所領導的德國國家社會工人黨(簡稱納粹黨)宣稱,德國的經濟困境根源來自戰後強加給德國的嚴厲條款、懦弱的魏瑪共和國以及被指稱握有國家經濟命脈的猶太人;其論點逐漸受到重視,於1933年躍為國會內第一大黨,並被任命為共和國總理。

  一戰後,德國的經濟瀕於崩潰邊緣,6600萬人口的大國,失業人數竟達1000萬;納粹黨上台後,將猶太人的資本悉數收歸國有,並加強和擴大國家所有制度;1937年德國的國民生產比1933年增長了102%,國民收入也增加一倍,失業率則降低到1.2%,遠低於同時代的其他工業化國家;而此亦為德國做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。

  第二次大戰後,德國慘敗,全國由美、法、英、蘇四個國家分治,二次大戰後開始的冷戰,展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(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)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(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國)之間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對抗。

  戰後的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(歐洲重建計劃),1947-1954四年內美國提供了130億美元,重建一個良好的歐洲經濟體系;來自東德及其他蘇俄附屬國家之難民尚堪提供內部之勞動力,直到1950年,德國的就業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,在德國資本家開始提出引進外勞的要求,並威脅出走,而1961年柏林圍牆的建立,冷戰開始,便中斷了此類勞動力來源,西德才開始實行客工制度(透過限制移工的居留時間以避免移工成為移民)。1956年這類的外勞不到10萬人,但到1966年即激增13倍,而到1973年中期,更加增到260萬人之多,平均一年增加近50萬外籍勞工。

  然而,資本家並不希望過度流動的勞動力以節省引進與訓練的成本,再加上國際公約與規範,使得德國的政策上必須要延長移工的居留並支持家庭團聚政策,德國的客工成為了長期居留者,結果1968年有100萬的移工,1900萬外國人口居留在德國,而移民議題挑戰了傳統德國的公民身分認定與社會融合政策。

  1973年石油危機,德國政府率先實施門戶緊閉政策,不再輸入移工,同時藉以平息國內日漸升高的種族衝突;1980年代城市郊區的貧窮問題與社會失業問題,使得移民族群成為眾矢之的,升高的外籍人口成為社會問題的代眾羔羊,排外情結使得社衝突不斷。

  外籍勞工長期造成問題的第一個原因,是極大的文化差異,包括其語言、宗教、生活習慣和文化等,導致難以融入當地社會,尤其是來自貧窮、落後較保守國家的外籍勞工,最容易面臨嚴重的社會衝突。外勞因受限於教育水準、語言能力之故,無法跳脫原有的思考模式和處理問題的態度,此文化上的異質經常造成教育不良、不注重衛生及高犯罪率的負面形象;在外勞多從事三D工作(dirty、difficult、dangerous)的情況下,其第二代也無可避免地繼承了所有的落後印象,便容易引發出「有色人種會把社會素質拉低,甚至增加社會負擔」的結論。

  柏林圍牆倒塌後,1989、1990年分別將近有390,000東德人遷移至西德,社會普遍對於無法控制的移民潮心生恐懼;移民數量的增加與排外的風潮,成為九O年代德國社會的風暴,極右勢力也隨之興起,漸有抬頭的趨勢,年輕人更是將仇外的情緒表現在街頭的仇外暴力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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